贵州财经学院1999年毕业证样本
1999年的贵阳，河滨公园的梧桐树把南明河的岸边长廊遮得严严实实，风裹着湿润的水汽吹过贵州财经学院的老校区，落在河滨北侧那几栋爬满青藤的教学楼墙面上。这一年，是这所西南地区的财经院校历史上最跌宕也最滚烫的年份：刚刚在前一年没能通过教育部教学工作合格评价，全校上下正卧薪尝胆为复评全力冲刺，99级新生刚入校，99届毕业生却要在这样特殊的氛围里，接过属于他们的毕业证。这张薄薄的证书背后，藏着的不只是他们数载寒窗的青春，更是这所扎根黔中大地的财经院校，在1999年那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关口，关于坚守、感恩与“富民兴黔”初心的全部滚烫往事。
1999年的春天，整个贵财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紧绷的劲儿。1998年5月学校没能通过教育部的教学工作合格评价，“被摘牌”的阴影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位师生的心头。当时学校的不少校友在北京工作，听到母校面临生存危机的消息，心里急得睡不着觉，曾任浙江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的任泽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年春天，时任贸易经济系主任的老师到北京出差，任泽民在酒店接待了他，几杯酒下肚，他的语气里全是恳切：“我们在北京听说学校没通过评价，面临被摘牌的危险，心里压力特别大。要是学校真的不在了，以后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履历表上的母校一栏我该怎么填啊？”那天的谈话里，两个人聊到深夜，从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日子，聊到贵财为贵州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初心，任泽民当场就表态，只要母校需要，他一定尽全力帮忙。
当时的贵财，正处在最艰难的爬坡阶段。全校师生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复评准备上，教学楼的灯常常亮到凌晨一两点，老师加班整理教学材料，学生们抱着课本在教室里背书，连平时最热闹的操场，晚上都少了很多闲逛的身影。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，99届的毕业生没有一个人抱怨，他们一边完成最后的毕业论文，一边主动帮学校整理教学档案，甚至不少人放弃了已经找好的外地高薪工作，就想留在贵州，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母校争一口气。他们心里清楚，自己手里的这张毕业证，和母校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，只有学校通过复评，这张文凭的分量才能真正立得住。
贸易经济系99届的李梅至今还记得，毕业前的几个月，系里的老师几乎天天泡在办公室里。当时的系主任既要对接教育部复评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又要盯着他们这届毕业生的论文答辩，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有一次李梅抱着修改了三稿的论文去办公室找老师，推开门看见老师正就着白开水啃馒头，面前摊着厚厚的一摞教学评估材料，旁边还放着十几本等着批改的毕业论文。那天老师接过她的论文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这届学生，是和学校一起闯过难关的一届，等你们拿到毕业证的那天，咱们学校的复评肯定也能有好消息。”这句话，李梅记了整整二十多年。
1999年的夏天，好消息终于传来。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贵州财经学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教学工作合格复评，压在贵财人心头整整一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。几乎就在复评通过的消息传到校园的同一天，99届的毕业生们迎来了领毕业证的日子。那天河滨公园的凤凰花开得格外艳，整个校园里都飘着欢呼声，有人把印着复评通过消息的校报贴在了教学楼门口，不少学生抱着毕业证在报栏前合影，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。他们知道，自己是陪着母校闯过“生死关”的一届，这张毕业证上，印着的不只是自己的名字，更是贵财人“艰苦奋斗、严谨务实、负重致远”的精神底色。
那一届的毕业生里，有近九成的人选择留在了贵州工作。当时全国的沿海地区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，不少同学收到了来自广东、深圳的高薪offer，可最后大多都选择了留下。财政专业的王健，大三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参与了贵州基层县域的财政状况调研，跑遍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偏远县城，亲眼见到了当地基层经济管理人才的缺口。领完毕业证的第二天，他就背着铺盖去了黔西南的一个县财政局报到，成了那里第一个正规财经院校毕业的大学生。后来他在基层财政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，亲眼看着自己当年参与制定的县域产业扶持政策，帮着当地不少农户脱了贫，他总说：“我们贵财人的使命，就是为富民兴黔做事，这张毕业证给我的不是离开贵州的通行证，而是扎根这片土地的责任状。”
99届的保险专业毕业生刘浩，毕业之后进入了贵州本地的保险公司工作。那时候国内的保险行业才刚刚起步，整个贵州的保险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，他带着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，坐着长途大巴跑遍了全省的各个地州市，挨家挨户给企业和农户讲解保险知识。最苦的时候，他在黔西北的山路上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，下车的时候腿都肿得站不起来，可他从来没想过放弃。后来他成了贵州保险行业的资深管理者，手下带出了上百个本土保险人才，每次回母校做讲座，他都会掏出自己1999年的毕业证给学弟学妹们看：“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学校连像样的实训设备都没有，可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，足够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。”
为了帮学校争取硕士学位授权单位，99届的不少校友也出了大力。当时学校想进京向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汇报工作，却连对接的渠道都找不到，又是任泽民主动联系了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，带着学校的领导走进了教育部的大门，把贵财多年来扎根贵州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成果，完完整整汇报给了相关领导。后来学校在2003年顺利获得硕士学位授权，开始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，99届的不少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学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的校外行业导师，把自己在行业里积累的经验，传回给了母校的学弟学妹。
1999年的毕业证，和此前几届的版本有着不一样的温度。因为经历了前一年的合格评价风波，学校在制作这一届毕业证的时候，特意在封皮的烫金工艺上多花了心思，拿到手里的质感比往届的更厚重。不少毕业生后来回忆，那天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的时候，封皮还带着印刷厂刚出来的余温，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的那句“你们是和学校共过患难的一届，以后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记得自己是贵财人，要为贵州的发展做事”，至今还在耳边响着。那天不少班级的毕业聚餐，大家没有像往常一样唱离别的歌，而是轮流站起来说自己未来要为贵州做什么，酒喝了一杯又一杯，眼泪混着热流淌下来，全是对母校的牵挂和对这片土地的热忱。
那一届的毕业生里，后来走出了不少活跃在贵州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。有人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担任要职，为贵州的产业规划出谋划策；有人成了商业领域的优秀企业家，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家乡投资建厂；有人留在了教育战线，成了贵财后来的专业课老师，把1999年的故事一届一届讲给新生听。99级财师1班的校友，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回到母校聚会，22位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老同学，掏出各自压在箱底的1999年毕业证，摆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。当年的辅导员看着这群头发已经有些发白的学生，笑着说：“当年你们毕业的时候，学校刚闯过最难的关，现在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们这些当老师的，比什么都欣慰。”
2012年贵州财经学院更名为贵州财经大学，后来又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权，办学规模越来越大，新校区的教学楼一栋栋建起来，可1999年的那段往事，始终是学校校史里最动人的一笔。每年新生入学的校史教育课上，老师都会把1999届毕业生的故事讲给新生听，告诉他们贵财的“厚德、博学、笃行、鼎新”校训，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，是1999年那一代师生用卧薪尝胆的坚守拼出来的。不少99届的校友后来回到学校捐赠设立奖学金，专门资助那些来自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生，他们说，当年母校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我们，现在我们有能力了，就要帮着更多家乡的孩子走出来，再回到这片土地上做事。
很多1999届的毕业生后来翻出自己的毕业证，封皮的烫金已经有些微微磨损，内页上的照片里，那个穿着朴素白衬衫的年轻人，眼神里全是不服输的劲儿。他们总说，自己手里的这张毕业证，不是一张普通的专科或本科文凭，它是一份特殊的“患难纪念章”，印着贵财最艰难岁月里的坚守，印着一代贵财人“富民兴黔”的初心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他们用自己一辈子的行动，兑现了毕业那天对着母校许下的诺言，把根深深扎进了黔中的山水之间，成了支撑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。
这就是1999年属于贵州财经学院毕业证的往事，它藏着一所地方财经院校在生死关头的绝地反击，藏着一代毕业生与母校共命运的滚烫青春，更藏着贵财人数十年来扎根贵州、服务乡土的不变初心。